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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部长王芳简历?

归档日期:08-10       文本归类:公安部机关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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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芳,1920年出生于山东新泰,1937年10月参加革命。他曾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早年,他担任锄奸科长、保卫部长、敌工部长。解放后,杭州是最喜欢去的地方,当时王芳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肩负保卫工作重担,成了毛主席的“大警卫员”。在“文革”中,他又因经手侦破“18号案件”——揭发匿名信案件,熟知的不可告人的丑史,被点名押解北京、武装看管审查达七年之久;后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王芳这才获得自由。“”倒台之后,王芳担任预审组长,后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参加对、反革命集团案的审查工作。“两案”结束后,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87年后重履公安,担任公安部部长兼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同年11月党的“十三大”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3月,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敨工。1990年开始,由于公安工作过于繁忙,积劳成疾,难以胜任繁重的工作,遂向中央提出辞去公安部部长职务的请求。1990年11月得到中央批准。1993年3月全国人大换届,同时卸任国务委员,正式离休。

  展开全部前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芳,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担任过毛主席“大警卫员”;熟知不可告人的丑史;参加对、反革命集团案的审查工作。往日,出于职业习惯,王芳对自己的过去守口如瓶。如今,为保存珍贵史料,王芳回首往事,口述了《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本文摘自该书。

  1954年3月下旬,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收。

  第二天,找我谈,谈了一个上午,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还把匿名信递给我看了。

  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匿名信主要写的是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肯定对过去的历史十分清楚。因写信人深知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当时我理解写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疮疤,是对她如今贵为第一夫人的骄横作风非常不满,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评,要她识相一点,不要太张狂。

  我当时对她的发问毫无警觉,随口就说:“解放前,我是八路军,他是新四军。解放后,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较密切。”

  听我这样一说,就有点不高兴,半阴半阳地说:“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他过去不叫扬帆,叫殷杨。在南京剧专工作过。”

  没有再往下说,气氛有点僵。她可能在估计我是否知道,扬帆曾经搜集她在上海的材料,写信给延安党中央的事。

  30年代,扬帆按照党的指示,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上海“左联”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因此,他对在上海曾经被逮捕自首变节,和生活上的风流丑闻、复杂的社会关系,了如指掌。

  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同志,听说毛主席要和结婚,出于对党的忠诚和负责,要扬帆整理一份有关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用密电向延安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是曾经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运动、现任军部秘书扬帆同志提供的。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落入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里。善于投机的康生出于他的政治目的,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毛主席当然不会看到这个报告。

  为了出这口气,在康生的直接指使下,先后两次将扬帆下狱。第一次在延安整风运动后的1943年10月。幸亏负责审查扬帆所谓历史问题的是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同志,他顶住康生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扬帆被关了10个月,最后放了出来。1955年元旦,扬帆第二次被捕,扣上了“反革命”、“特务”的帽子,长期关押,受尽折磨。与此同时,潘汉年被戴上了包庇扬帆的罪名,成了“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要成员,在1955年3月被捕入狱。一直到20多年后“”垮台,潘汉年和扬帆才得以平反。然而,此时潘汉年已死于劳改农场,扬帆早已被逼疯了,就连来劳改农场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也相见不相识了。

  覃晓晴是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的妻子,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党员。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把她调来浙江工作的。

  我的脑子又从对扬帆往事的回忆中回到眼前。我说:“覃晓晴就在省妇联工作,我知道她,但不是很熟悉,听说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同志。”

  当时我只知道,扬帆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曾经整理过在上海那一段历史问题材料的事,不知道覃晓晴和之间还有什么隐秘的事。后来我了解到,1934年在上海被捕时,覃和江同住一个牢房。覃回忆自己被捕原因,是因为首先被捕,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而后来说了谎:特务来逮捕她时,她已搬家了,因此,覃晓晴被捕了,她没有被捕。

  1934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得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1935年春,我出狱以前,向特务供认了我认识的“无名剧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鹤。

  据查,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黑大个”)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先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后来我才意识到,知道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时,为什么不高兴,神态很不自然。对的品性我是比较了解的。她心胸狭隘,生性多疑。她不会不想到,因为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也因此怀疑我也了解她过去那段见不得人的历史。

  当她问到中央调查科特务赵耀珊时,我警觉起来,不再说什么。我知道,赵是当年审讯的特务。怕他还活着。我只说,赵耀珊在南京反革命时被枪毙了。她一直阴沉的脸,这时才有了一点笑容。

  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主席认为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工作不虚心,得罪什么人了,是对你不满,有意见引起的。当时正好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定要将这匿名信事件和那时政治斗争形势挂起钩来。她认为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同志之间不满、发私愤,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有其政治目的。后来主席没有再说反对意见,也就是默认了。

  动用了主席的权威,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

  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还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参加,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察。会议确定,“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会议并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把重点对象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她曾说过对不满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然而,时间拖得很长,案子还没有结果。

  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赖少其引起的。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过一个议案,要求组织上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

  极其忌恨贺子珍。公安部门注意赖少其后又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关系密切,并且对贺子珍的处境深表同情,而且对1952年在上海没有与贺子珍女儿李敏见面一事颇有微词。另外,赖少其又恰好是在华东文委工作!

  专案人员向柯庆施汇报之后,柯庆施认为曾菲“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于是公安部门找来曾菲的笔迹。经过鉴定,曾菲的笔迹竟然与匿名信的笔迹很相似!于是,曾菲成了重点怀疑和审查对象。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

  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虽然朱明自杀身亡,但是在“”中,“”一伙仍将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

  粉碎“”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王 芳:(1920- ),男,汉族,山东新泰人。1938年4月加入中国。历任八路军鲁中军区保卫部部长,山东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纵队组织部部长,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保卫部部长,中共宁波地委书记。1949年5月任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1949年11月任杭州市公安局局长。1950年11月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1952年11月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1953年10月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党组书记。1954年7月兼任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副主任。1954年12月兼省人委第一办公室主任。1963年9月至1964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64年9月任浙江省副省长。1965年8月任中共浙江省温州地委代理书记。1968年3月北京关押。1977年12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8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兼省委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3年3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7年4月任公安部部长。1988年4月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1987年3月至1991年3月)、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成员(至1990年4月)。1991年1月任国务委员。1991年3月兼中央综治委副主任。1993年任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会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十四大代表,十五大特邀代表。夫人刘磬。

  第七任公安部部长。山东新泰人。1937年参加山东纵队四支队当班长,1938年加入中国。曾任团特派员、旅保卫科长,鲁中军区敌工科科长兼地委敌工部副部长,山东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鲁中军区保卫部部长,第三野战军纵队组织部部长、兵团保卫部部长,杭州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参加了孟良崮、洛阳、淮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浙江省副省长,中共温州地委书记(“”中被迫害关押),中共宁波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革委会主任,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员会书记,浙江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公安部部长(1987年4月---1990年11月)兼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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